羅貝卡.海恩斯(Rebecca Hinds)從小到大都是游泳選手,一路游到大學校隊,曾代表加拿大出賽,還在加拿大奧運選拔賽中晉級準決賽。
那段競技歲月給了她美好的年少回憶,也讓她對團隊這件事開始感到好奇:團隊的力量究竟從哪裡來?怎麼把一群人放在一起,讓每個人都發揮出最好的狀態,最後做出任何一個人單打獨鬥都做不到的事?
帶著這個問題,她進入史丹佛大學,主修管理科學與工程(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),從大學部讀起,一路讀到博士班,想把運動場上那個謎,搬到組織科學的框架下認真研究。
她一邊攻讀學位,一邊進入職場工作,用人類學家的眼睛觀察組織日常。從泳池轉向職場,她一直在追問同一個問題:那些逆境翻盤、以弱勝強的運動隊伍,他們背後的架構與流程,能不能被轉譯到組織設計上?
羅貝卡很享受研究過程,但她發現自己每天閱讀和產出的學術成果,好像對現實職場沒有什麼幫助,許多精彩的洞見就像放在書架上的瓶中船,看起來很漂亮,卻哪也去不了。
這個遺憾在2022年有了轉機,她拿到博士學位,在任職的Asana內部創辦了 「工作創新實驗室」(Work Innovation Lab),這是她心目中最理想的機構型態,能把嚴謹的研究方法帶進企業現場,變成可以真正執行的改變。
當時,Asana有一個以高生產力聞名的9人團隊找上她,說他們陷入了會議膨脹,每天有開不完的會,根本沒時間做正事。這讓羅貝卡想起她在Dropbox工作時親歷的一幕。
某天早上,全體員工打開信箱,看到一封主旨寫著「Armeetinggeddon」(會議大滅絕)的信。前一天深夜,IT 團隊已悄悄按下開關,把所有人行事曆上的重複性會議一口氣全數刪除。信的末尾輕描淡寫地問了一句:「是不是感覺超棒?」員工有兩週緩衝,才能開始把會議加回行事曆。那封信在她心裡留下了印記:會議已經失控到需要用滅絕等級的手段來處理,而大家的第一反應,是解脫,不是抗議。
她把這個做法帶進Asana,設計了自己的版本,命名為「Meeting Doomsday」(會議末日)。規則很簡單:9人小組刪掉所有5人以下的重複性會議,而且48小時內不得重新恢復任何會議。這個等待期是刻意設計的,目的是斷絕舊習慣的自動復原。
行事曆突然清空,團隊沒有反彈,只是有些遲疑,有些猶豫,有人感覺「好像赤裸裸的」,甚至還記得每個空白時段原本是什麼:「啊,這裡原本是我跟主管的一對一會議。」
結果讓人驚奇。9人團隊每人每月平均省下11小時,最高紀錄是一個月省下32小時,冠軍得主有點開心,也有點傻眼。
實驗還帶出一個意料之外的心理發現:人們普遍對取消會議懷有罪惡感,生怕對方解讀為冷漠或不重視。Meeting Doomsday的集體設計,某種程度上給了所有人一個共同的許可:取消會議不是冒犯,而是禮物。
研究協作多年,羅貝卡越來越確信:會議只是冰山一角,水面下是整個協作文化的問題。她見過把開會當表演的組織,行事曆愈滿愈自己顯得重要;見過官僚體系裡不開會就沒辦法推動事情的組織;也見過因為太想包容每個人,把所有人都拉進每一場會議、最後什麼決定都做不了的組織。但她也見過少數例外,把會議當成一種可以設計、可以優化的產品來對待。她說,這些思維上的微小差異,最後會長成截然不同的文化。
2025年,她帶著這些積累轉往AI搜尋平台 Glean,主掌「工作AI研究所」(Work AI Institute),研究AI如何重新定義組織協作的樣貌。
羅貝卡花了15年研究如何讓會議更有效率,現在最擔心的事情之一,竟然是效率本身。她說,提升效率的目的,是為了騰出空間給那些不應該被效率化的事情,例如創造力、靈感,還有在想法裡摸索、推翻、再重建的過程。如果把 AI 過度導入創意流程,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剔除掉那種必要的低效。
怎麼讓機器做該做的事,同時留住人類最難被取代的那個部分,這大概是她接下來要花許多時間思考和解決的問題了。
Rebecca Hind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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