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全球化之路難行？

簡介

徐小波
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，赴美攻得美國塔夫茲大學佛萊轍法律外交學院外交學碩士，以及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。曾擔任理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，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兼任教授。作者目前主持的公司，業務發展重心將包括政府管制環境下企業模式之設計、資本市場之發展、企業風險評估與管理、大中華地區市場進入策略規畫等相關事宜。在社會兼職方面，擔任時代基金會執行長、中美經濟合作策進會理事、亞洲公司治理協會董事等，是台灣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的民間代表人物，也長年擔任政府政策研擬的諮詢專家。

就在上個月底，我興沖沖地參加了一個金融研討會，主辦單位邀請國內金融圈知名的產業專家、學者代表，也開放給一般民眾共襄盛舉，希望能就當前面臨的金融困境、金融領域的長期陳，一起拿出來討論。大會主題為「台灣金融的健全化、效率化、全球化」，分派給我的子題是「台灣加入WTO後金融體制面臨的機會與挑戰」。

我坐在主席台上，聽著來自金融業界的論文報告人，慷慨激昂地說，「台灣的銀行要進軍國際市場，才不會在內部市場……」。說真的，我的內心有一個聲音出現，「不要再講了……」，語氣帶著感慨，以及濃濃的挫折。都已經2006年了，台灣的銀行還在提要進軍國際市場，距離台灣金融改革的第一波，1992年開放民營銀行設立至今，15個年頭都白過了。

MIT教授蘇珊．柏格是個人的老朋友，她從1968年起便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，該校與台灣合作的窗口就在我們時代基金會。這次柏格的新書《用全球資源賺全球市場》，以全球化的衝擊為討論核心，我在此針對現階段最棘手的金融界問題，聊一聊「台灣該如何競爭」。

基本上，個人的心情是沉重的，言語之間難免流露一絲絲恨鐵不成鋼的怨氣。

台灣擁有主、客觀的良好條件，把金融改革的願景設定在國際格局上。在客觀環境條件方面，以低標準而言，為數不計的台商進行跨國經營，已經造就一個龐大的金融服務市場，若放高標準來看，亞洲蓬勃發展的動力，即使再20年仍是全球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，對金融服務的需求，也會是相對成長快速的市場。

而所謂的主觀條件，包括台灣及台商在國內、外均有充裕的資金。前總統李登輝說，台商在大陸投資的金額高達2,800億美元，經濟部投審會合法登記的大陸台商投資金額是500億美元，兩者相抵扣後，有2,300萬美元的誤差，這不是黑洞，而是台商為了布局全球、必須擺在海外的調度資金。台商非常國際化，更是擁有大筆國際資金，因此國外的資本市場，皆積極爭取台商掛牌上市/櫃，就是明證。

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，會有不同的資金需求，如何讓資金鏈能夠有效串連，充分發揮資金供給效率，一方面因應企業在不同階段，以及國際間不同區域的需求；一方面讓台灣的金融服務業，能夠運用台灣現有利基，蛻變成重要的服務產業，讓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導引，把台灣金融服務業推向國際市場。

這是我就全球化衝擊的挑戰，為金融改革所構想的一個不錯的願景。但是，仔細探討，我隨便俯拾皆是問題，例如，政府部門對迎合國際化潮流的資金自由進行，有莫名的恐懼，往往設置一堆防弊的法令，卻又因執行不夠徹底而未收實效，不僅國際間新種金融產品引進台灣常遇到層層的行政管制，更造成在外的台商資金不願回流台灣。

我在3年前就鼓吹開放台商回台上市，希望政府調整法規，吸引台商成立控股公司在台上市。這些公司的股票代表著集合全球各地的資產價值，這些公司的競爭優勢是懂得選擇低成本、營運條件好的地方設廠，台灣的資金、海外的資本市場，都會聚焦在這些控股公司的股票投資上。

由於這些控股公司是台灣業者所經營管理，直接擁有股權與公司治理，對台灣的意義是，根留台灣，把在海外打拚的台商正果換成台灣的利基；對國際投資人的意義是，看中以台灣為大本營的台籍國際控股公司，不必再花心血去選擇到其他國家投資。

這一整套構想，都非常合乎經濟發展的邏輯，也符合台灣的利益。可是，一如更早期研擬的「亞太金融中心」，都被扣上統派的政治大帽子，認為國際熱錢進出會給台灣帶來災難，台灣的現有資金必然加速外流等。真是令人挫折的回應。站在國際的角度來看，投資的趨勢並非政治意識型態所能扭轉，我擔心在全球化四處衝撞下，我們自己都抓不住台灣的優勢，台灣連作為台商基地的角色都消失了。台灣一天不做，就有更多其他國家會來搶台商去上市，近來就有愈來愈多中小型大陸台商在香港、新加坡申請掛牌，甚至韓國都以優厚條件邀請大陸台商上市。

全球化是無可迴避的大趨勢，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，營運策略的基礎必須以全球為布局，台灣的公司勢必得轉變成為國際化企業，要則選擇由政府主動配合企業需求，修改政策法令，讓企業立足台灣、放眼全球，否則就選擇讓企業掙脫政府束縛，以因應全球化的驅使及壓力。經過這10年多的壓抑發展，現在國人看到的，明顯是後者。也因此而出現奇怪的現象：台灣的公司到那斯達克上市時，評價（evalua-tion）會比較好，國際資本市場的開放態度，讓台商能夠完整呈現公司的全球經營資產規模，包括中國大陸的經營與投資；反之，在台灣母公司的報表上，卻無法完整地揭露世界各地的投資實況。

對於因應全球化的策略思考，我綜合提出3個方向：一是政府必須有產業政策，二是把台灣正名擴大為亞太，三為爭取國際組織標案。

產業政策曾經是台灣經濟發展史上的指南針，自80年代民間企業茁壯以來，不少聲音批評政府假名產業政策，實則進行有限的資源分配，並以美國並沒有產業政策為由，徹底反對產業政策的存在。這些說法在當時的時空下都對，在當今的全球化下，就不對了。全球化的混淆特質，會產生帝國霸主，也會讓國家疆界消失，惟有交由「小而美」的政府組織，嚴謹規畫配合全球布局的產業政策，企業才不至於迷失，才能以母國為傲。

「中華民國」或「台灣」都是國際要打壓的目標，我們沒有必要以卵擊石。迎合全球化的趨勢，如火如荼的台灣正名運動，若能稍做突破，在名稱前面冠上「亞洲」或「亞太」，把台灣的格局做大、讓正名更正。例如，台灣的農業科技超越世界標準，台灣的內需市場又顯得過小，若把推動台灣農業科技的商品化過程，就加上全球化的概念，研究機構的名稱冠上亞太之名，以服務整個亞洲及世界市場為出發點。

全球化發展中，國際組織有其角色與地位，然而以台灣的情勢要成為國際的會員國，的確很難、很難，我建議國人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的競標，包括亞洲開發銀行、世界銀行都會釋出許多商機，一旦台商把這類商機開發成功，台灣人與國際組織便脫離不了關係，台灣過去的發展經驗，可以有效地傳承與擴散。而台灣的產業，自然而然和國際組織形成某種的策略聯盟，進而創造雙贏。在順利走出第一步後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，將台灣廠商的視野從國際組織延伸到各個國家的商機，再延伸到國際間各公司的商機，以開拓台灣相關產業經由國際競標獲取全球商機，擴大台商的全球經營布局。

我曾悲觀地認為，台商正在寧靜地告別台灣，台商的競爭力與台灣投資環境的競爭力，背道而馳、愈拉愈遠。以私募基金為例，由於創投基金在台灣遇到很多政策的困擾，許多轉型為私募基金，邀約台灣廠商及大陸台商入股，並把私募基金設置在海外，比較能夠發揮各種投資策略。如果把基金擺在台灣的話，除了因為私募基金是新種業務，還沒有一套相關的輔導辦法出來，另外台灣至今尚未創造出資金可以靈活操作的環境，都迫使龐大資金不願進到台灣。

金融研討會結束後，走在返家路上的我，悲觀，在內心持續發酵。